在中国，将地名用作书名的古籍并不算少，如北京、长安、洛阳、建康、杭州等等，比如《洛阳伽蓝记》《建康实录》（今南京）《东京梦华录》（指开封）《武林旧事》（武林是古代杭州的别称）等。但以巴蜀地名做书名的重要古籍，既没有成都，也不是重庆，却有两本书在历史上非常重要，一本叫《华阳》，一本就是《酉阳杂俎》。
《华阳国志》主要算一本史书，作者常璩是东晋时蜀人（今成都市所属崇州人，准确说他算十六国的成汉人），历史传记之外也夹杂不少的巴蜀先民神话传说。《华阳国志》取名并非根据华阳县（与成都毗邻，是古代成都城的县治所在，类似今天的市级驻地，而成都府则是州郡中心，类似今天省级驻地），而是指“华山之阳”（山的阳面为南），就是今天整个巴蜀天府之地，所以书名与内容是相符合的。
类似地，《酉阳杂俎》的内容也并不是关于酉阳，而是文学性较强的志怪类小说与文史类杂记。但为什么会用这个古代巴蜀地名？自然也是有寓意和渊源，很值得探讨一番。
一，“酉阳”的典故与桃花源的孪生关系
“酉阳”，过去是四川一个县名（今属于重庆），这一地名流传过一个典故，《酉阳杂俎》序言专门提到，酉山传说有一石穴，里面藏书千卷。秦朝时，有人为躲避“焚书坑儒”隐居山洞偷偷读书学习，过得逍遥快乐。梁元帝为湘东王时镇荆州，好聚书，赋有“访酉阳之逸典”语，所以，流传成了一个典故。
顺理成章，酉阳藏书和两晋南北朝著名的桃花源其实是一个孪生故事，有同一时代背景“躲避秦末之乱”，也是同一地方“武陵山中世外桃源”。今天的人们普遍认为古荆州是“桃花源”，也就是武陵或沅陵（今天的桃源县就位于沅陵以东，属于湖南常德市）。
而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位于渝黔湘鄂等省市交汇处，是重庆地区海拔最高的地方，事实上酉阳也名副其实属于武陵山脉，今天酉阳的桃花源也是全国知名AAAAA级风景区。只不过，后人单独针对《桃花源记》的描述，陷入武陵人顺江捕鱼误入桃花源的套路，很难理解桃花源为什么会是在酉阳。可如果再综合联系与之关联的酉阳藏书故事，就明白桃花源的原型的确是在酉阳。
酉阳得名来历是指酉山之阳（山南），武陵山脉属于南北走向。首先以今天的交通看，当地距张家界或凤凰的车程只有2小时，反而到重庆市区要3小时，大范围也算是古代荆州。
其次，《桃花源记》的三大标志：1、武陵可以是武陵郡，可以是武陵山区，总之也包括酉阳。2、秦末避乱背景，前面提到，桃花源和酉阳藏书其实是孪生的故事传说。3、最重要一点，桃花源位于洞穴中，湖南湘西山水田园风光可算举世闻名，但原则上不以洞穴为典型。而酉阳不同，除了山水之外天然洞穴众多，不少洞穴还很著名，今天有伏羲洞、太古洞、大酉洞、二酉洞等。综合桃花源与洞穴藏书的故事，显然酉阳更符合传说的记载。
就《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约——年）与其家族说，与四川的渊源很深。段成式生于四川，长于四川，其《酉阳杂俎》丰厚的文化历史价值堪称一绝。若从文学角度看，书里写了各种匪夷所思的志怪故事；若从文化历史看，保存了唐朝大量的珍贵资料、遗闻逸事和民间风情。乾隆年间负责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同样写过《阅微草堂笔记》的纪晓岚评价：“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徵引”。
二、段成式与四川的渊源
段成式的来历可不一般，与李商隐、温庭钧等晚唐文学大家几乎齐名，出身还要优越得多。他的父亲段文昌是穆宗年间宰相，两次出任西川节度使，以宰相身份出任节度使成为晚唐才出现的“使相”重要一员——等同“藩镇”，还被穆宗加封邹平郡公，可见器重，之后文宗太和年间去世，赠太尉。
不过，段文昌、段成式父子的身世籍贯，由于新旧唐书和一些引用材料互相分歧，导致历来有各种说法和争论。目前主流意见倾向于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主要是指祖籍。从唐代习俗看重祖籍郡望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根据是段家祖上为开国功臣段志玄，他是山东齐州邹平人，早年寓居太原，参加李渊、李世民父子的起兵。而在《旧唐书》段文昌传记还有“西河说”，今属于山西汾阳，宋代《太平寰宇记》也主西河。推测可能段志玄一家在太原时，也许有子孙后来居住在山西。另有河南说，荆州说，最后有西川说。
段文昌、段成式父子出自四川广都（今成都市双流区）的说法，依据也见《旧唐书·段文昌传》：“文昌于荆、蜀皆有先祖故第”、“文昌少在西蜀”。的确不是凭空捏造，据段成式好友、武宗朝名相李德裕所写《丞相邹平公新置资福院记》“建中初，先仆射以柱下史参梓潼军计，典昌荣二部。益部之內，有林居一廛，庾氏诛茅，始伤於寄寓，仲长树果，终见於繁蔚。”文中“先仆射”为段文昌之父段谔，他已经在四川连续任职。唐代昌州含永川、大足和昌元（今重庆市荣昌县，也是昌州治所，永川、大足今都属于重庆），而荣州即荣县（今属于四川自贡市）。
段文昌的出生之地最大谜团也许就在“西河”究竟是哪里？后来《华阳县志》段文昌传就把“西河”归到四川的广都：“段文昌，字墨卿，广都西河人。”《双流县志》引《鉴戒录》、《唐诗纪事》（南宋计有功编撰，计有功是今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人）所言：“段文昌，广都县人，父以卖油为业。生而多智，长亦有文。常跨驴行，乡里笑之。三十年间，衣锦归蜀。蜀人赠诗曰：‘昔日骑驴学忍饥，今朝忽着锦衣归。等闲画虎驱红旆，可畏登龙入紫微！富贵不由公祖解，文章生得羽毛飞。广乡再去应惆怅，犹有江边旧钓矶。”
段文昌父亲段谔的事迹很少，也导致段家迁居的一些事迹比较含糊。段文昌生于代宗大历八年（），安史之乱刚结束，北方山西境内为重要战场，生于山西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但以段文昌少居蜀中这一事实，笔者还是更倾向于四川。《旧唐书》记载：“父谔，循州刺史”，这是段文昌少年时随父亲任职比较确凿的记载，文昌当时大概12岁。循州是现在广东省新丰、连平、和平、龙川、河源、兴宁、五华、陆丰、海丰、惠阳、惠东、博罗、紫金等县。段谔从循州罢官返回的还是四川，显然把更为富庶安定的四川作为家乡。
段谔在广东任职仅一年左右，为何罢官已不可考证。回四川后，可能像《唐诗纪事》等野史说，改为经商，“以卖油为业”，几年下来，段氏家业比较丰厚（购了不少书籍，段家藏书三代到段成式堪比“酉阳藏书”就说得通了），其父再出任江陵令，段文昌随父入荆州。十年后，受西川节度使韦皋征募，入川开始自己的仕途。
那么，段文昌究竟是不是生于四川？以《太平广记》：“文昌父谔，初为支江宰，后任江陵令。文昌少好蜀文，长出渚宫（荆州），客游成都，谒韦南康皋。”段谔最早职务是支江宰（县宰），支江即南郡枝江县，隶属荆州。之后在四川为官，即李德裕所记“先仆射以柱下史参梓潼军计，典昌、荣二部。”这一段时间有四五年，做到荣州刺史。段文昌12岁左右，改循州刺史。如果段文昌是8岁入蜀记载可信，就确实是生于荆州。
而段成式，的确应该是出生于四川。贞元十七年（），西川节度使韦皋征段文昌为幕僚，当时26岁，授校书郎，后任灵池县尉（今成都市龙泉驿区，唐代以山势分东阳县、灵池县，宋代名灵泉县，以灵泉山而名。明代改为龙泉山，其驿站才得名龙泉驿）。这一段事迹既出于《旧唐书》也出于《酉阳杂俎续集》段成式的记录，应该可信。
但是，段成式大约生于贞元十九年（），段文昌时年28岁，看似合乎情理，却没有明确证据。如今人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附录《段成式年谱》。根据段成式的爱好，像唐人比较信奉命理学说，这一年属鸡，属鸡之人的凶数为三九一。公元年，段成式33岁，其父段文昌病故。公元年，段成式51岁，遇庐陵顽民投诉，一年后才洗脱清白，于是归隐岘山。
其实疑点在于段成式的母亲武氏。武氏是著名宰相武元衡之女，武元衡，论出身是女皇武则天的后裔侄孙；论才华诗文俱佳，德宗建中四年的状元，与白居易、刘禹锡齐名。后因削除藩镇而死于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出刺客的暗杀。武元衡在四川当节度使七年，武元衡入蜀是顺宗永贞元年（），那么，段成式出生于年就显得难以确定，当时段文昌还名位不显，要结交权贵子弟武元衡恐有难度，除非是通过韦皋引荐而迎娶武氏。韦皋治蜀二十一年直到病故，深得猜忌心重的唐德宗器重，出身韦氏豪门，与当时在朝的宰相武元衡、李吉甫都算关系融洽，武元衡到蜀地后还去游览过韦皋的住宅。要么就是段成式要稍晚数年出生。
至于段成式为什么会撰写《酉阳杂俎》，今天的学者也有过一些研究。首先自然是唐朝的思想文化十分开放和驳杂。不光传统的儒释道及各种艺术到达巅峰，中唐到晚唐前期——正是段文昌、段成式父子生活的阶段。在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外，巴蜀本地的巫鬼信仰和各种外来文化（如唐代三夷教：摩尼教、火祆教、景教）刺激的风气，促使段成式对各种奇幻文化产生强烈兴趣，像中唐繁荣起来的传奇小说大多也都涉及奇幻文化和异域文化的现象，基本算六朝志怪小说的“升级加强版”。
陈寅恪先生就曾指出，著名唐代传奇《柳毅传》就体现有奇幻想象也有异域文化点缀。像洞庭湖龙女的父王喜欢听“火经”，就是火祆教经文。从一个中原内陆洞庭湖龙王的兴趣爱好，就看到当时外来文化的深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精于“文史互证”的一个小小案例。
段成式年轻时喜欢狩猎和冒险，喜欢读书也不假，但只爱好过去的野史杂记，其父段文昌为此很郁闷。另一方面他喜欢交友，像温庭筠和李德裕之类一直是最好的朋友。
温庭钧，晚唐最著名的才子之一，段成式和他赠送诗文相当多，后来还是儿女亲家。李德裕是宰相李吉甫之子，也是晚唐时最有成就的宰相了。而他的政治才干几乎掩盖了诗文才华。如李德裕专门为段家写了《丞相邹平公新置资福院记》。段成式在文宗太和元年（）前往浙西投靠李德裕，两人相交。宣宗登位后李德裕失势，放逐崖州，两人一直都有书信来往。五代时期蜀人孙光宪（陵州贵平人，今四川仁寿县贵平村）的笔记《北梦琐言》专门有《李太尉与段太常》一节记录两人交往。当然，由于家境，段成式的交往十分广阔，足够看遍人情冷暖，这也是他能够博采异闻的一个辅助条件。
三、原始中国版的“灰姑娘”
中晚唐传奇小说繁荣，段成式并非没有受到影响，但由于《酉阳杂俎》“定位”的特殊性，他还是倾向于精炼的“诗性”，所以，《酉阳杂俎》没有敷衍成《聊斋志异》，没有洋洋洒洒的传奇文体。
如著名的“灰姑娘”故事，多数人知道出自德国格林童话，稍早一些还有法国版的童话。可真正最早的原型应该是《酉阳杂俎》续集中的“叶限”。故事为“成式旧家人李士元所讲述。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记得南中怪事”。古时泛称西南为“南中”，而邕州即今广西南宁。
说秦汉南方百越地区一个洞主女儿，名叶限。幼年丧母，从小聪明能干，得到父亲钟爱。父死后，继母对她百般虐待，并杀害了她精心饲养的一条金鱼。叶限得到“自天而降”的神人指点，将金鱼骨藏于屋中，“金玑玉食，随欲而具”。在一次地方节日活动中，叶限瞒过继母，“衣翠纺上衣，蹑（踩）金履”去参加。因被继母及异母妹察觉，仓卒逃离，遗下一只金鞋。这只金鞋为邻近海岛上的陀国主得到。他派人到拾得鞋子的地方让所有的女子试穿，终于“得叶限”,于是“载鱼骨与叶限俱还国”，“以叶限为上妇”，而“其母及女，即为飞石击死”。
据格林的传说，著名的灰姑娘名为Aschenbrde。Aschenbr的意思就是“灰”，英文的Ashes（灰烬，往往也指骨灰尸骸遗迹），盎格鲁撒克逊文的Aescen，梵文的Asan，很巧合的接近中文音“叶限”，据说有一些中译本灰姑娘故事有直接翻译为“叶限”的。
叶限的故事里的“洞”、“土人”等，代表发生在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有人说“洞人”可能就是后来的侗族，也有观点说“洞”是唐朝对邕州一类羁縻州府的称谓，而吴洞就是吴姓酋长的羁縻领地。也有民俗类的说法，在壮族的婚恋风俗中，“鞋”也是定情之物，并且是女方送给男方的。故事中，外邦国王的“陀汗国”，有观点认为就是新旧《唐书》所载的“陀洹国”，属于今印尼的苏门答腊科恩。另外，据说广西至今流传着不少类似《叶限》的故事，如宾阳的《达嘎和达丝》、龙州的《达稼和达仑》、天等的《达加和达伦》、扶绥的《达稼故事》、隆安的《金英姑娘》等。
可以推测，以唐朝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大量阿拉伯大食国的海船前来中国主要都停泊在广州沿海，所以，像摩尼教、回教起初在沿海地区传播比较多，同时，可能从中国带去了广西地区流传的类似“叶限”故事，并不一定就是《酉阳杂俎》这本书。
换一个角度说，像著名的《天方夜谭》故事的构成很大程度包含有印度和波斯的传说，关于中国的印记也不少，而且“天方夜谭”里的中国就是一个遥远的海岛型国度，从多数大食人来中国贸易主要活动于两广闽浙沿海地区而言，是符合唐朝特点的。而且不能忽视，唐朝时代的沿海包括交趾、安南甚至占城地区（这一点非常要紧，《酉阳杂俎》不少南方蛮夷部落其实都涉及到今天越南和东南亚）。大食国阿拉伯商人是往西方传播东方文化的重要媒介，“叶限”故事的岭南百越特色并不就一定是“非中国化”和“外来的异域”，以海上丝绸之路方式传播到欧洲，再改编成了法国、德国的童话故事，笔者以为是接近历史事实的。
尽管现在可以说类似“灰姑娘”的传说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流传，为了“本土化”往往可以把流传时间无限追溯，变成无法考证的谜团。但不管怎样，有文字记载的灰姑娘故事，目前来看，全世界最早的就是《酉阳杂俎》中的叶限，而且笔者以为出自中国岭南沿海地区的少数民族，并不就一定是“外来故事”。
四、文史异闻杂谈的百科全书
《酉阳杂俎》中，篇幅较长的就如“叶限”或“刘积中”一类，算有笔记小说痕迹，但顶多也就一千多字。最短的可以只有一句话——如卷四《境异》的“晋朱桓有一婢，其头夜飞。”乍一看像故事只写了开始。其实，真实的朱桓并不是晋代人，而是三国东吴的名将。关于“飞头”，也是一个传说已久的“故事”。《酉阳杂俎》中“相关链接”就有好几条，《前集》中另有一个岭南“飞头獠子”版本：
岭南溪洞中，往往有飞头者，故有飞头獠子之号。头将飞一日前，颈有痕，匝项如红缕，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状如病，头忽生翼，脱身而去，乃于岸泥寻蟹蚓之类食之，将晓飞还，如梦觉，其腹实矣。
所以，朱桓婢子的故事，更详细的记载是在晋代干宝著名的《搜神记》中，“飞头”和“叶限”一样出自岭南百越地区。完整故事是：
秦时，南方有落头民，其头能飞。其种人部有祭祀，号曰：落虫，故因取名焉。吴时，将军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后，头辄飞去，或从狗窦，或从天窗中出，以耳为翼。将晓复还，数数如此。傍人怪之，夜中照视，唯有身无头，其体微冷，气息裁属，乃蒙之以被。至晓头还，碍被不得安，两三度堕地，噫吒甚愁，而其体气急，状若将死。乃去被，头复起傅颈，有顷平和，复瞑如常人。桓以为巨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详之，乃知天性也……
这种“飞头妖怪”从晋代一直到清代一直有记述。像明代郎瑛的笔记名作《七修类稿》卷四十九“奇谑类”记述：元诗人陈孚，出使安南，有纪事之诗曰：鼻饮如瓴甋。头飞似辘轳。盖言土人能鼻饮者，有头能夜飞于海食鱼，晓复归身者。予见《蠃虫集》中所载：老挝国人，鼻饮水浆，头飞食鱼。近汪海云亦能鼻饮，头飞则怪也。昨见《星槎胜览》亦言占城国人，有头飞者，乃妇人也，夜飞食人粪尖，知而固封其项，或移其身则死矣。作书者自云目击其事。予又考占城正接安南之南，而老挝正接安南西北。信陈诗之不诬也。
不光中国，“飞头”故事还流传日本，在江户时代绘画、歌舞伎中也有所表现。像《武野俗谈》（马场文耕）、《闲田耕笔》（伴蒿蹊）、《北窗琐谈》（北春辉）、《甲子夜话》（松浦静山）、《蕉川笔记》（小川白山）、《耳囊》、《夜窗鬼谈》（-年，石川鸿斋）、《谭海》（-年，依田学海）、《怪物舆论》（十返舍一九）等，几乎非常著名了。
所以，段成式书中故事虽然奇特诡异，多数都有一定“根据”。像《诺皋》中的“长须国”，讲述有唐人随新罗使者返国，遇大风意外到东海一岛（名字是扶桑洲），全是长须人，向唐朝使者求救，结果他们都是“虾”。看起来是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实际上是对古代虾夷人的一种艺术化想象。历史上虾夷人就是今日本北海道的少数民族阿伊努人（纯种阿伊努人已经不存在了），虾夷得名就是他们毛发很长，像虾须。显然这个故事并不是随便瞎编。
更有真实人物的故事，像侯君集的“噩梦”。侯君集本是凌烟阁功臣，征服西域高昌国的主将。后与李世民儿子承乾有谋逆举动惨遭处死，家人流放岭南。故事讲侯君集参与谋逆时心中不安，老做噩梦。有两个甲士每晚削骨，侯君集醒来就觉得头脑和手臂疼痛。故事记录了人的心理状态与梦境的关联反映。还有续集中“孙咸重生”的故事，可见段成式文学意识的超前。虽然故事涉及抄写《金刚经》获得救赎的俗套，但多年前的那个背景下，渴望重生获得解脱的思想是能够获得理解的。
段成式自小对佛经研读很深，《酉阳杂俎》中《贝编》和《寺塔记》对佛教文学和唐代佛寺和京城建筑史料的保存起到很大贡献，几乎等同于《洛阳伽蓝记》的历史价值。甚至为后人撰写唐代长安的一些书籍起到文献作用，像元代李好文编《长安志图》，清代徐松编《唐代两京城坊考》都采用段成式的记录。
另外其他各方面的历史文化价值都很高。如（1）不见于史传的事迹，如高祖、太宗善用弓矢，段成式及其父段文昌与亲戚、同僚好友的许多轶事。（2）社会风俗，如前集卷八、卷一三、续集卷四中所记民间婚丧礼俗，都市恶少纹身刺膊，还有不少当时服饰、饮食的风俗和民间各种迷信活动，并及少数民族的风俗。（3）续集卷五、卷六寺塔记是段氏会昌三年考察长安十余所寺院后针对《两京新记》、《游目记》所缺而撰写，记叙寺院的建筑、塑像和壁画。武宗年间有著名的灭佛事件——佛教称“会昌法难”，段成式作为时代亲历者，记下的资料几乎有“实录”价值了，非常珍贵。（4）前集卷一、卷七所记食品名称及制作方法，如蒸饼法、赉字五色饼法、饴法之类，为研究唐人饮食者所用。（5）关于动物、植物、矿产的记载也很多，可了解唐代的物产分布。如考证文学词牌“虞美人”由来是根据虞美人草，亦称舞草，介绍其产地在四川雅州名山县（今雅安市名山区）。
《酉阳杂俎》不少分门别类的名称比较隐僻，一般人看不懂，往往都包含“典故”。如记道术的叫《壶史》，东晋葛洪写的《神仙传》有个壶公与费长房的故事，费长房向卖药翁（称为壶公）学道，其实这个故事在《后汉书·方术传》已经有费长房的记载。明朝道士陆西星撰著的内丹丛书也叫《方壶外史》，“壶”代表无限神通和“济世救人”，甚至壶中“内有乾坤”和“神仙世界”；钞佛书的叫《贝编》，述丧葬的叫《尸穸》（读夕，意指埋葬，引申为墓穴或坟墓），志怪异的叫《诺皋》等等。如《诺皋》，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有《诺皋一条》，指诺皋“乃太阴之名。太阴者，乃隐形之神”。据葛洪《抱朴子·内篇》所载遁甲中经云：“往山林中，当以左手取青龙上草，折半置莲屋下，历明堂，入太阴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诺皋、太阴将军’。”又引晁伯宇《谈助》云：“《灵奇秘要》避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咒曰：‘诺皋，敢告日月震雷，令人无敢见我。我为太帝使者。’所以，《诺皋》根据的其实是道术中驱邪避魅的秘法口诀。
总之，《酉阳杂俎》堪称历代文史资料（尤其唐代）的宝库，只不过因古典文言和许多用语比较生僻，推广和阅读比较有难度。
最后笔者想说，关于中国古人的想象力，其实稍微熟悉古典文学艺术的都知道，古人绝对不缺乏想象力，神话传说（体裁而言）和奇幻志怪文化（题材而言）一直深埋在古人的基因里。尽管用今天一些理论说，中国这方面的文化没有明显体系——假如用西方古典神话体系来说，像创世神话，主宰各方面的诸神神话（风雨雷电、山河湖海、太阳月亮、农耕战事等等），爱情神话，英雄神话（包含叛逆、争权及受罚）等等，其实中国全都有，和西方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完全散落在众多古籍资料里。
此后的奇幻志怪文化，从文人创作（或整理民间故事）来说，一直被强大的封建伦理压抑，不语怪力乱神，以“真实性”烙印上史传特色，从《搜神记》《酉阳杂俎》《太平广记》等等古籍名作全都看得出来。另一方面从地方民间文化，其实基本都有巫鬼一类风俗，尽管有迷信糟粕一面，但另一方面从文学艺术表现上，这种追逐奇幻志怪和对想象力的好奇心，应该是我们从未断绝的。
